图为胡润
财富的真相被捂得越是严实，关于财富的谎言就越会盛行，反之亦然....
6年前，有个英国的小伙子，在上海偷偷摸摸炮制出一个“中国百富榜”，并把它卖给《福布斯》杂志以英文形式刊登，没想一举成名，成了“在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当时的他一脸苦瓜状，大声抱怨“中国富豪的信息不对称”，让人很是同情他“为中国富人数钱”的不易，并给他排行榜的不准确性给予了极大的理解。
6年后，还是那个英国小伙子，还是那份“中国百富榜”。小伙子当初的抱怨已成了感慨——“中国人对财富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调查富豪的财富比以前容易多了。”但那份“百富榜”却并没像人们期许的那样越来越公正、越来越权威，反而越来越让人不可相信，连被他推上“首富”宝座的黄光裕都不领情，斥之为“不了解中国国情”，“榜眼”陈天桥更是直言“富豪榜排名不过是一场网络游戏”。
他的本名叫RrpertHoogewerf，中国名叫胡润。就像人们很少知道他的本名而只知道他的中文名一样，人们往往只看到其“百富榜”的抢眼一面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欺骗和虚假。其实，胡润和他的“百富榜”，从来就是一个谎言，一个泡沫，一个靠概念和炒作支撑到今天的“排排座游戏”。
胡润百富榜=胡润谎言榜？
10月12日，“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揭晓，黄光裕以105亿人民币的财富高中“状元”，陈天桥以88亿人民币的财富屈居第二。而一周前，盛大在纳斯达克的股价已升到28.53美元，按此计算，陈天桥所拥有的股票市值已经超过120亿人民币。而盛大上市之时，陈天桥已经套现了超过10亿人民币的现金。显然，陈天桥才是真正的“首富”。
但胡润还是把“首富”的位子给了黄光裕，而不是陈天桥。胡润如此解析：“我们是一个月前的统计数据，而那时，盛大在纳斯达克的股价是24美元。”这一解析当然不无道理，但却只能说明：我排错了，排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早排了一个月。其实，胡润要是真从对公众负责、追求公信和权威的立场出发，完全应该早早发表这个排行榜，或者，在盛大股价涨了一周多的时间内，把陈天桥换上去。但胡润并没有这么做。
不仅把“首富”弄错了，就是同是家电零售巨头的国美和苏宁，胡润也是厚此薄彼——国美老总黄光裕中了“状元”，苏宁老总张近东却连“百富榜”的门槛(12.5亿元)都没进。按照胡润的标准，黄光裕拥有105亿元财富，持有苏宁电器35.12%股权的张近东财富不足12.5亿元，苏宁的总价值自然要少于37.5亿元，1个国美至少要等于3个苏宁。但根据今年8月商务部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中国前30家商业连锁企业排名，国美、苏宁以148.3亿元和105.3亿元的销售额分列第二、三名。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克林说：“张近东不在百富榜只能说是榜单本身的硬伤。”
“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揭榜的同时，新浪一项有4769人参加的调查中，不认同“百富榜”的接近一半，还有四分之一不置可否。不认同和不置可否的原因都是对榜单可信度的怀疑。更有专家指出，胡润为便于新闻炒作和刺激眼球，故意一年换一个首富的名单。“胡润明显是低估了荣毅仁而放大了黄光裕的财富价值。黄光裕怎么能富过荣毅仁呢？”一位北大的教授直言胡润“简直就是扯淡”。
胡润说：“针对境外上市公司，我们用当前市值乘以他们个人所占股份比例，再加上税后股利得出结果；针对境内上市公司的可流通部分，计算方法类似，未流通部分则参考净资产计算；针对未上市公司，我们根据国际惯例，与同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如果市场上无可供比较的公开数据，我们就参照净资产评估。”以此来说明他的“百富榜”是根据一定标准科学计算的，而不是信手胡拈的结果。但以股市的“纸上财富”为标尺来丈量中国富豪的腰包，其真实度和准确性到底有多高？这样的结果，不但那些手里握着真金白银没上市的公司老总成了胡润的“漏网之鱼”，就是被胡润推到前台的“财富英雄”也在股市的涨涨落落中“庄家轮流坐”。去年的百富榜里，黄光裕和陈天桥还只是中不溜秋的角色，没想今年一上市，就成了首富和二富，仿佛中国的富豪都是股市制造出来。这样的结果，倒不如把胡润百富榜改为股市百富榜来得让人信服。
胡润还声称，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第一是所有重要的中、外媒体报道；第二是股市公告，包括国内和香港主板、创业板、新加坡股市、纳斯达克、纽约、多伦多、伦敦和悉尼证券市场；第三是实地采访；第四是遍布全国的有效信息网络和数据库。可这些胡润引以自豪的“天罗地网”，几乎多是间接渠道，而富豪所在地的银行、税务机关、企业对手、行业协会等更容易让富豪腰包现形的地方胡润想都没去想。更重要的是，一个在中国呆了仅仅几年的“外来和尚”，一个仅有5人的胡润团队，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泱泱13亿人口的大国里去真正调查、筛选富豪？有知情人指出，一把剪刀加计算器，胡润在媒体报道和股市公告中几番捣弄，就弄出了“百富榜”、“强势榜”、“IT榜”、“慈善榜”、“零售榜”......胡润的做法，很有点像靠剪刀和糨糊吃饭的“自由赚稿人”——而且实际上，胡润当初和《福布斯》合作时，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赚稿人”，胡润历届的排行榜里，人物照片弄错、简历弄错等基本常识的错误也是屡见不鲜。
当然，胡润也有采访和调查，但多是走过场。被胡润列为2003IT富豪50强的百度公司总裁李彦宏说：“胡润从来没有与我联系过，我认为这种排行榜没有什么意义。”他强调，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有关公司的资产、股权结构、个人股份等信息都是公司的高度内部机密，岂是随便能了解到的？百度公司还指出，曾经有一位自称是《欧洲货币》的工作人员给百度打过电话，了解的唯一问题是“徐勇(百度副总裁、富豪榜上也有名)的籍贯是哪里的”。顺驰公司有关人士透露，胡润百富榜调查人员把排行榜依据的有关数据发给顺驰公司进行核实，并说如果顺驰公司没有修改就等于默认数据正确——哪有这样的调查逻辑？就算顺驰修改了，难道修改的就一定正确吗？
胡润一直强调自己在中国做富豪榜从来没有拿过企业家的一分钱，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排榜。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海南的一个老板要求他把自己的财产数字写得翻一番，他“当即就从排行榜上删掉了他的名字”。但仅仅因为厌恶人家就将之除名，这个例子最能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胡润榜确实排得随心所欲。如此随心所欲，又焉谈公正和客观？
面对种种质疑，难以自圆其说的胡润抛出新观点：“业务估值很多时候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一项艺术而非绝对的科学。”其副手陈冰也表示，“百富榜上的数值不是百分百准确，但我们排这个榜的根本出发点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衡量经济发展趋势的工具。”但既然是以数据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排行榜，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岂能用“艺术”来含糊其辞？既然连排行的数据都不准确，又怎能供人们衡量经济发展趋势？怎能反映出中国富豪的真实状态？
难怪去年被推为“首富”的丁磊骂胡润“无聊”，今年“首富”黄光裕怪胡润“对中国国情不了解”；难怪上了榜的黄宏生大声抱屈：“百富榜列出我的财富有11亿元，其实这里有属于汇丰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股份，胡润不了解情况就算到了我头上。”未上榜的张近东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不知道胡润这个榜怎么排的，也不知道这种排名能反映一个企业和企业家百分之几的真实能力，它不算个权威，也不是个标准。”
难怪，有人如此评价：胡润制造=胡乱制造，胡润百富榜=胡润谎言榜。
谎言为什么这么“红”
今年33岁的胡润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中文系，曾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1996年，他重返中国，进入上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当了一名会计师，1999年，他开始编制“中国百富榜”。胡润说，之所以重返中国，是因为对东方文明的热爱，之所以编制“百富榜”，则是出于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趣，是想寻找一种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把中国发生的巨变告诉西方人。但“没有想到排行榜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没有这些富人，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创制《中国大陆百富榜》。”
胡润把自己的“风生水起”归功于时代，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取得飞速发展，民间逐富、比富、崇富的热情空前高涨，国内上下为加入世贸组织而摩拳擦掌，雄心勃勃，希望早日融入到全球经济的舞台。正是这一时代的大潮把胡润推上了潮头。但问题是，被推上潮头的胡润拿出的却是一份并无多少公信力和可信度的“百富榜”，一份被骂为“胡乱制造”的“谎言榜”——这样的谎言为什么会盛行一时，而且历6年而不衰呢？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说：“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下，不仅个人的财富能展示在一定的阳光下，如通过个人纳税就可以知道个人年收入，通过市场可以知道个人的金融资产等。但在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情况很是不同。一则个人的财富不可能完全用金融资产来衡量，二是个人除金融资产之外许多资产还无法估计。既然连个人有多少资产都无法确定，又如何能评出中国真正的富人呢？”“中国到底有多少隐身富豪、有多少隐形财富，远远不是胡润所能想象和了解的——即使在中国这张巨大的财富网中浸淫了一辈子的国内老财经记者都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其中的猫腻，何况一个初来乍到的英国人？”易宪容指出的是胡润“百富榜”不足以信的根本原因——一个并不透明的财富环境、社会机制和社会文化心理，给了胡润撒谎的基础。
同样，也正是因为财富的不透明和国人长期形成的“藏富”心理，使得胡润的谎言得以盛行。哲人有云：当真相被捂得越是严实，谎言就越会盛行，反之亦然。去年“非典”，谣言四起，风声鹤唳，而后来政府推行“信息公开”，那些乌七八糟的谣言反而不攻自散。财富也是同理。因为无法弄清富人到底有多富，大众只能听凭胡润信口开河，“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与此同时，越是信息不公开、不对称，公众的窥视欲越高；越是无法弄清富人有多富，公众越想知道胡润到底怎么给他们“排排座”。哪怕明知胡润一派胡言，他们也愿意拿来做饭后的谈资——就像那些充斥街头巷尾的八卦新闻。再加上越来越市场化的大众媒体也需要一个富豪榜来刺激受众的感官，胡润的出现正应了他们的需求。于是，经媒体一番煽风点火，推波逐澜，胡润谎言被包装成光彩炫目的泡沫，越吹越大，越大越要吹。
当然，胡润谎言的盛行还得益于他一开始傍上的就是《福布斯》，一个有着全球影响力的权威杂志。在“外来和尚好念经”的中国，一张“洋娃娃”面孔的胡润高举《福布斯》旗帜，把刚刚明白什么叫市场化的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不但接受了他的“百富榜”，而且还当真了。直到2003年，胡润和《福布斯》翻脸不认人，人们才发现原来被胡润骗了一把——这个一再号称“为中国富人数钱”的“福布斯人”其实只是个赚《福布斯》稿费的“个体户”。胡润那一套无非是手工作坊式的小本经营，几个人借着东家的名声在中国各大民营企业中混了个脸熟，捣弄出了“百富榜”。
但此时的胡润，不但有了明星似的知名度，而且已练就了一套对中国人情世故的拿捏掌控之术。按理，在国外，员工被公司炒了鱿鱼，离开公司他将什么也不是，即使原来关系非常好的客户也会翻脸不认人，因为所有的客户认准的是公司，而不是你个人。这是国外商业社会的铁规则。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人们更看重的往往是个人，而不是公司。这种中外商业规则的“悖论”让胡润不但没因为谎言被识破而马失前蹄，反而从此自立门户，干脆把在老东家时的积累全部拿来“为己所用”。其实，当初在和《福布斯》合作时，胡润早就留了一手——极力推销个人品牌，而很少宣传《福布斯》。因为已把汉语说得溜熟的胡润深知，《福布斯》终究是别人的，胡润身上的“注意力经济”才是自己的。
胡润很快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欧洲货币》，一个在中国几乎毫无知名度的杂志。但不要紧，越是合作伙伴不知名，越能彰显自己的影响力。在胡润的运作下，《欧洲货币》不但对其充分放权，而且在2003年的“百富榜”上冠入“胡润制造”的字眼，力推胡润品牌。胡润自然笑岔了。但高兴之余，也不无隐忧——人们对他的“百富榜”的质疑声和不信任指数越来越高涨。怎么办？为把谎言继续说到底，胡润使出了几招凌厉的“组合拳”——
一是借势造势，借力打力，分散人们对他不信任的目光。因为和《福布斯》分手，胡润利用人们看热闹和同情弱者的心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楚楚可怜的郁闷模样，一边大声诉说自己排“百富榜”的“劳苦功高”，一边力表和《欧洲货币》推出新“百富榜”的决心。这种“对中国和中国富人的深厚感情”让人们对他的不信任顿时抛到了脑后，并对其2003年的“百富榜”寄予了极大的兴趣：二榜争锋，鹿死谁手？与此同时，由于杨斌、仰融和周正毅的出事，“百富榜”一度被誉为“杀猪榜”。胡润借力打力，提出“财富品质”的口号，并扬言将此因素注入他的新榜。大众的口味再次被吊得老高：胡润新的“百富榜”还会是“杀猪榜”吗？
二是概念炒作，用更大的谎言掩饰原有的谎言，用更大的泡沫笼罩原有的泡沫。胡润2001年、2002年相继把刘永好、荣智健推上“首富”的宝座，无疑表达了他对榜单公信力的某种追求。尽管统计的数据并不足信，但刘永好、荣智健分别在实业和资本的舞台长袖善舞、手握大量真金白银倒是不争的事实。2003年，胡润把“首富”的位子给了丁磊。网易当时在纳斯达克的股价虽一路走红，但股价起起落落，里面的财富毕竟还只是一堆数字，丁磊的财富分量怎能与荣智健比？胡润可不在乎这些，他需要的是一张新面孔、一个新概念去刺激人们的眼球。“三十出头的丁磊，互联网英雄”，多好的卖点！当然，胡润一定要把股价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也无可厚非，可依此标准，2004年的“首富”应该属于陈天桥，但胡润却给了黄光裕。“我找到了中国的沃尔玛”，又是个多激动人心的概念！胡润甚至还为明年的“首富”位子做了预订：可能在石化和农业领域产生，好像姜子牙在点“封神榜”。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润的“百富榜”纯粹在贴标签，造概念。
三是制造“排行榜迷宫”，让人在眼花缭乱中相信他，信服他。当炒作的沙滩浪潮之后，谁在光着身子游泳？为让人不知道那是自己，胡润赶忙推出了中国富豪“强势榜”，以“人物的开创性、影响力和话语权”论英雄，荣智健也一直稳居榜首。胡润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怀疑我的“百富榜”吗？那是因为你们没明白我的评选标准。看，标准一换，你们认可的老荣不一直第一吗！他还接连推出了IT榜、慈善榜、零售榜......让人在他这种“东边不亮西边亮”的“分身之术”中眼花缭乱，进入“排行榜迷宫”，不知所向。其实，连一个“百富榜”都没排好，何谈其他？可胡润的逻辑是：正因为“百富榜”没排好，才排其他！一个不行两个上，两个不行多个上嘛！
而这套胡润“组合拳”竟也很是奏效。许多大众媒体跟着他炒了丁磊炒黄光裕，炒了IT炒零售，炒慈善......胡润站在镁光灯的中心，指点财富，意气风发。尽管质疑声一波接一波，胡润其实压根儿也没在乎——你们质疑吧，你们越质疑越在给我做“免费广告”！
还是太平洋建设的老总严介和说得好：“如果让我们说这个榜好，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我们说它不好，也是在帮它炒作。如果我们说没意见，还是帮它说话，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什么也没说。”
胡润的危险与未来
面对胡润的“百富榜”，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只是在缺乏权威的榜单和公正数据的前提下，人们给了他极大的宽容。一些人甚至认为该感谢胡润：是他第一次光明正大地告诉国人有钱也可以排位子、论英雄；是他把许多鲜为人知的富人推到前台，赋以明星般的光环；是他，让“选富”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为财富的公开化、阳光化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但这种宽容看到了胡润“闪光”的一面，却忽视了胡润谎言的危险，或者说危害。
“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揭榜仪式上，胡润说，“如果你分析好国外谁创造财富最多，你可以发现三个公司。第一个就是沃尔玛，它创造世界最大的财富。第二个是比尔·盖茨，第三个是巴菲特。黄光裕有一点像中国的沃尔玛，陈天桥像中国的比尔·盖茨，荣智健就是中国的巴菲特。这说明中国的财富结构日趋合理。”
胡润的话显然很为动听，仿佛他的“百富榜”和“美国现象”不是巧合，而是规律使然。但细心的人只要一动脑子，就发现这是一个莫大的笑话。大量的中国财富掌控国企手里，石化、银行、电信、汽车......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哪一个不是国企？撇开他们，焉谈“创富最多”和“财富结构”？中国的民企岂会因为一个“胡润百富榜”就彰显成了中国经济的主流？
今年的“宏观调控”对民企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视，它一方面把民企往规范化和稳健化的路子上猛推了一把，但另一方面也无形放缓了民企前进的速度甚至创新的步伐，财富缩水、资金链面临危机的“魔咒”盘旋在无数民企老总的头上，挥之难去。连温家宝总理都几下江南，给民企打气。可在胡润今年的“百富榜”上，不但看不到“宏观调控”的丝毫影响，而且民企形势一片大好。入围门槛从去年的9亿上升到12.5亿，平均财富25亿，比去年增加了29%。如此上升速度到底在粉饰太平，还是在制造“卫星”？
如果单单以一个并不可信的排行榜娱乐一下大众也就算了，这样的胡润最多只能算一个撒谎者，可胡润还要在一系列自我炮制且并不准确的数据之上，分析中国的“经济趋势”和“财富结构”，指点中国的创富未来，这就有点像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了。更危险的是，许多爱好跟风的大众媒体视这一“洋郎中”为神明，拿出大幅的版面来讨论“百富榜”里所折射出的种种“财富现象”。这和赵高指鹿为马而群臣一片附和有什么区别？尤其可怕的是，谎言被说一千遍，就可能被视为真理，这可是中国式的名言。
胡润的危害，又岂止是简单地混淆视听、以讹传讹？因为权威的缺失，标准的偏颇，炒作的盛行，胡润虽然启蒙了中国的“选富”思想，但富豪的发掘与排行必然因此而失去准头。如果换一个人来排行，100个富豪全部改头换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未来的中国“选富”运动难道要陷入说谎比谎、各自为战的乱局？此其一。其二，在一个又一个“标签”的装饰之下，“百富榜”被胡润导演成一场吸引大众眼球的财富秀，这使得公众在看热闹的同时，对榜上的富豪势必缺乏信任感。譬如黄光裕，若看纳税贡献，国美连“年度私营企业纳税百强”都没进；若论创造就业数，国美也不是最多的一个；若论公司透明度，国美更不及众多IT公司；若论名声，国美把“厂商关系”搞得一团糟而几乎人人喊骂......“首富”的社会意义，怎不因此而大打折扣？其三，因为富人比普通人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有着更强大的影响力，“选富”绝不是“选美”式的感官盛宴，而应是一个比敬业、比诚信、比责任、比力量的“财富赛跑”，可这样的赛跑在胡润的手里竟成了一个撒谎的游戏。游戏的结果，将不但无法促使良好商业风尚的形成，反可能会催生更多的谎言和骗局——连“选富”都如此，何况其他？而转型中国的富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诚信、责任和对规则的敬畏之心。
当然，黑暗止于阳光，谎言止于真相。戳破胡润谎言并认清其危害，需要我们抛却对“舶来品”的盲目崇拜和被动接受，需要我们对“纸老虎”的大声喊打和质疑精神，但更需要的，则是我们对真相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如何让私有产权更加安全？如何让信息渠道更加透明？如何让财富积累更加公平？如何让尊富、崇富的心态更加健全？如何让财富像阳光一样，真正洒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不仅是对胡润谎言的严厉驱逐，更是对富人和社会的自我拷问。可以设想，在中国民企产权明晰、商业规则健全之时，也必将是胡润卷起铺盖走人的日子。而近来，合法私有财产的入宪，金融实名制的实施，富人偷漏税现象的极力遏制，“以人为本”理念的出台......我们正一步一步地朝着真相，向着阳光。
在英国商业丛林里长大的胡润，不可能不明白谎言总要破碎的危险。从而，一种对自己未来何去何从的忧虑，在胡润“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里已初现端倪。
胡润曾一再表示，他一直以“独立、客观和自由”的立场来做“百富榜”，不受任何商业因素所诱导。可2004的胡润百富榜上，不但多出了“观澜湖”的名字，而且发布会上，一会儿是胡润对“百富榜”的“自吹自擂”，一会儿是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副总李佳琦对球会的“王婆卖瓜”。随后几天发布的零售榜和IT榜上，冠名权也分给了宾利和奥迪。胡润说，出卖冠名权是他“首次将商业化运作引入排行榜中”，今年本来想公开拍卖的，但担心卖不出好价格，所以选择了私下交易。而明年，他一定要公开拍卖冠名权，让“百富榜”的商业价值实现最大化。因为没想到要求合作的企业竟“这么多”。当然，他还不忘补充：拍卖冠名权和排榜的独立性是两码事。
姑且不论商业化运作对榜单“独立性”的影响，因为这本是一个不足采信的榜单。但刚刚自立门户还不到一年的胡润，何以如此急迫地要将“为富人数钱”转为“为自己数钱”呢？
胡润显然是担忧自己的未来。离开《福布斯》而选择《欧洲货币》后，胡润其实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竭尽全力，打造一个权威的榜单，以实现他“推介中国民企、鼓励创业精神”的承诺；二是赶快化“注意力经济”为现实利益，利用已有的知名度早日“套现”，否则，待谎言真正破碎，将会名财两空。纵观近两年来的胡润，第一条路虽然被他挂在口头，但行动上却做得远远不够——其榜单遭受的质疑不减反增就是明证。而第二条路，他则大步前进，快马加鞭。成立亚润精英俱乐部，要求榜上的富豪入会；举办中国货币企业家峰会、举行的“生活奥斯卡”；推出财富丛书，出卖榜单冠名权......在和《福布斯》翻脸时，胡润还抱怨“真的没赚一分钱”，“许多调查都是自己掏的腰包”，到今年10月有记者问他“你是否测算过自己目前的经济排名可能处于什么样的名次？”时，他说：“我是排在最后的啦。大概是一千———三点五个亿———排名最后啦———反正在最后面。”已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相反，胡润的对手范鲁贤——《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则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默默地打造排行榜上，其他的活动几乎很少涉及。
有专家指出，未来的中国“选富”，有两种榜单将凸显成权威。一种是由权威媒体打造，以媒体资源本身的公正、客观和丰富让人信服，美国的《财富》、《福布斯》每年推出的排行榜就是此类。一种是由正规政府部门发布，以数据的准确、渠道的可信让人无疑，譬如税务部门的纳税排行榜。而更多以“个体户”形式出现的胡润只能是转型中国的一个“过渡品”，他必将被愈发透明、规范的商业化大潮所吞没。他利用中国市场化初期的富豪信息不对称赚取了一定的声名，这种声名，又将在“信息对称”的阳光中如雾而散。从某种意义上说，胡润遭受的怀疑越来越多，就是富豪财富的透明度越来越高的结果。离开自己一手打造的“百富榜”，将可能是胡润历史性的抉择。
何况，胡润早就说过“我如果60岁还做百富榜，你来杀我”。还是借此多赚点钱吧，大概这才是胡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放弃安达信的会计工作而不惜“说谎”的真正目的、动机和“价值”。
